被叫停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最终在纽约“复活”
《没有电影的电影节》放映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左起分别是电影人黄骥、翻译Connie Ka、电影人王我、活动组织者史杰鹏、钱盈和谢枫
8月19日晚，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在纽约哈林区梅索斯纪录片中心(Maysles Documentary Center)的影院进行了首映。这部反映去年夏天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事件全貌的作品，由众多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提供的影像素材共同组成，电影人王我进行剪辑整理，直到放映当天才匆匆完成最后的调试。其成片时间距离去年的事件发生刚好相隔一年。
这也是题为“边缘影像：2012-14北京独立影像展最佳作品”系列展映活动中的第10场放映。刚过去的8月20日，纽约亚洲协会中展映了组织者之一的史杰鹏和Libbie Cohn合作的影片《人民公园》。至此，这次持续时长1个多月的活动已经过半，剩下的8场放映将在纽约亚洲协会、美国华人博物馆和Union Docs等处陆续举行，直到9月13日。
活动的三位组织者钱盈(Karin Chien)、谢枫(Shelly Kraicer)和史杰鹏(J. P.Sniadecki)各自分别有着制片人、影评人和导演的身份，他们对独立电影，尤其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有着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参与。在去年8月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之后，他们立即打算将这些影片带来纽约以示支持和声援。此外，三人还在今年7月7日发起网络筹款，在短短一个月内，活动共收到264位支持者总计近1.45万美元的款项，以用于邀请部分独立电影人来纽约参加放映的路费，以及活动相关宣传品的印刷制作等费用。
北京独立影像展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创始于2006年，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但该影像展的发展也吸引了当局的注意。2012年，在宋庄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在开幕仅3小时后便被当局拉闸断电，观众被驱散。去年，影像展仍然举行，但在开幕前夕被当局叫停，之后其宋庄的办公所在地遭到断水断电，执法者强行进入带走了电脑、文件和电影资料，甚至在交涉中发生了肢体冲撞等一系列事件。这其中牵涉到自由表达、政府审查和公共活动的组织等敏感问题，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重重纷争之中。
在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迫中断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被禁作品”、“中国不想让你看到的电影”等措辞，自然成为了大部分当地媒体对此次展映进行报道的标题。
尽管与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的事件密切相关，这次纽约的展映却并非对前者的直接挪移或复制，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艺术总监王宏伟的建议之下，精选了过去三年参展过的优秀作品。除了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政治类题材，还包括了大量的纪录片(如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等)、实验艺术电影(如陈轴的《我不不不是陈轴》等)、女性导演作品(如文慧的《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等)和动画短片(如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等)等多种形式和门类。在全部29部参展影片中，有至少10部在此前获得过各类奖项，确实可谓中国独立电影中的“最佳作品”，也向纽约的观众提供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呈现。
组织者之一的谢枫表示：“我最初对作品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用特别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非常美妙的创造力，他们用作品呼应了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新的艺术形式”，而非政治题材的表达，是谢枫从这些中国电影中所看到的最大闪光点。《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许多体制外的创作“并不一定涉及到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
电影导演史杰鹏有两部自己的创作也在这次展映之中。其中2013年的《玉门》与中国电影人黄香、徐若涛合作，作品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影像语言使其夺得了当年影像展的实验创新奖。史杰鹏仍然记得自己2008年初到北京的感受：“我当时觉得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归属。这些中国独立电影人并不受到商业的驱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感而进行创作，他们是在探索。”
王我则谈到了影像展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有一点很好就是影像展常设有其他国家作品展映的单元，例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等。影展的工作人员会很专业地翻译字幕，包括很多像是非洲或菲律宾等小语种地区的电影。平时看到的机会就少，也很少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的交流，或许正是北京独立影像展以及此次纽约展映等活动所希望促成和坚持的。
独立电影遭到边缘化或是排挤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谢枫坦言东西方各有其艰辛之处：“在东方有政治审查，西方则是商业审查。拿中国来举例，与功夫片或是章子怡等明星参演的电影相比，成本低、预算紧的独立电影作品更难有机会在除了艺术节之外的活动上被看见。”
尽管受众少，但独立电影在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推广渠道和发布平台。艺术院线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机构之一。而与美术馆进行协作也渐渐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纽约的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就在今年4月举行了台湾导演蔡明亮作品的专题展，用博物馆的眼光和策展补充了影院的语境，也将艺术电影带给更多观众。
或许，独立电影在今天的遭遇也只是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与否定也是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在《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一片中，影像展主办者和电影基金创始人栗宪庭对着镜头聊到自己过往的经历：80年代时抽象艺术曾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后来大家才慢慢接受;之后当代艺术又成了禁忌，可现在也都为人所熟悉了。说起未来的计划，钱盈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将带着这些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进行巡展。而在宋庄，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在即。
妻子最终都不接受权势者威逼利诱的和解。
真实事件改编？女主和人权律师都很了不起……
无论是什么时代 无论是什么统治制度 如果大多数人民都到了穷尽一切办法都难以活下去的地步 那便是天翻地覆 江山改易 所以 为什么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呢
我是快进看的，故事确实很针砭时弊了，但是情节推进太慢，时长太长，实在很难坚持看下来
从影片质量来说，真的一般，很多地方拖沓，不得不快进。但是挡不住这个题材好啊……真实的故事，JC的暴行，达利特三人被殴打的过程拍得毫无遮掩……令人心惊胆战。。。95年发生的往事，距今27年了，看完一声叹息……
血淋淋地展示了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没有土地，住不起砖房，拿着微薄的收入小心翼翼地生活，却仍然不知道何时天降横祸，随时会被警察污蔑犯罪。警察明知犯罪者是谁，可在受贿后闭口不言，随便抓人顶罪，不分青红皂白妄图屈打成招。昏迷过去直接向眼睛撒辣椒粉，为了撤销指控数次威胁家属，大街上把孩子抢走。甚至把人打死后还要污蔑他逃狱，暗地里却把尸体扔在荒野外。触目惊心的画面竟然是根据真实改编，让人窒息。而好的是这不是近年来的案件，并且还能被改编成电影上映，敢于承认且揭露真相，是伟大的举动。
印度分为4个种姓，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大腿、首陀罗是原人的脚。前面3种是征服者雅利安族，他们肤色白，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是统治阶级，像影片中的高等法官、高级警察、政府律师，级别越高往往肤色越白。而最后一种是印度原住民、被统治者，肤色普遍较黑，他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为前面3个种族服务。还有20%的人是贱民，属于不可接触者，像拉贾坎努就是来自于伊鲁拉人部落，他们原来都是印度南方的原住民，肤色最黑，他们是社会最底层，被印度所有的种姓欺负。印度宪法之父比姆拉奥就是贱民，他终身反抗种姓制度，但有人扮演甘地、尼赫鲁，就是没有扮演他的。警察们为了结案，就故意抓无辜的贱民顶罪，钱德鲁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他无法推翻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种姓歧视。
“一个人是否值得尊重，不在于他有多少才能，而是取决于他用才能去做什么。”印度版辩护人，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值得尊敬！
重要的不是你有什么才能，多大的才能 而是你用你的才能用于何处
（印度拍片的确是不行，胜在真实故事改编，正义居然真的战胜了邪恶，胜在能拍能放，一个喝恒河水的落后国家居然精神也能比我们领先？战狼不服。）
天天嘲笑人家印度，看看人家拍的什么电影，我们拍的什么电影，可笑可悲
字幕有点坑所以观影体验不太好。
前半个小时嗤之以鼻就这？越到后面越膜拜，整片节奏太好，悬念依次拉开，最后的热血也不觉得假。好片。
当印度电影严肃起来，拍出了今年最佳法律题影片，竟然还是真实事件改编。
宝莱坞风格的《辩护人》，但同样非常有力量！
印度电影单拿出来都属于事倍功半的那种笨电影，时不时让人觉得伪善，但是你不得不佩服有一说一的那股子追求公理正义的愣劲。印度电影的犯罪题材不像好莱坞，抢银行飞车炸街枪战一百年未必有两回，也不像韩国拍那种疑案悬案惨案十几二十年的歇斯底里。印度人拍犯罪片老老实实拍最常见的恶，欺负穷人，祸害妇女，警察打人，官员庇护，种族阶级信仰的歧视。对日常恶的揭露是更有价值的，电影家需要去揭露这种丑陋，而非让观众浸溺于奇观之中。三星电影，因为题材多给一星。
其实我们身边有比这还精彩的剧情，只是没人敢拍
（要是不突然跳舞，我会打5星）
无比震撼 终于知道国内不敢上映这样的电影 而是上四海这种电影的原因了 因为“他们”需要的是愚民
这部电影有些过于个人英雄主义了，至少电影呈现出来的是给我这样的感觉。也许真实案例更带有血泪控诉，但夸张的艺术表达有些失真了，而且电影的节奏给人感觉冗长拖沓……这些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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